摘要：《熊峰集》的祖本是石珤亲自审订的稿本。皇甫汸在石珤去世后不久对稿本重新加以选编并刊行，是为明刻四卷本《熊峰先生文集》。梁维枢完整过录明稿本，并从中挑选出若干符合其文学审美趣味的篇目，是为明见君子阁抄本《熊峰集》。康熙初年，孙光炀汇集各版本《熊峰集》及石珤佚文，重新加以删订、刊刻，是为清刻本《熊峰集》。清刻本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成为迄今最通行的《熊峰集》版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有清抄本《熊峰集》二卷，其内容系抄录自明刻四卷本《熊峰先生文集》，大约成书于嘉庆至光绪年间。
关键词：石珤；熊峰集；畿辅学；明代文学
石珤（-），字邦彦，号熊峰，世称“熊峰先生”，直隶真定府藁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明嘉靖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隐，隆庆初改谥文介，有《熊峰集》传世[1]-。石珤诗文轶宋窥唐，风格多样，是弘治、正德年间文坛盟主李东阳的得意门生，被目为茶陵派殿军。近五百年来，学界于石珤《熊峰集》之行文风格、创作特色多所阐发①，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对该书版本问题却鲜少涉及②，现将其版本源流叙述如下，供治畿辅学及明代文学史者参考。1.明稿本
石珤亲自审订的稿本《熊峰集》（下称“明稿本”）早已亡佚，今人只能从梁清远《雕丘杂录》的追述中略见其梗概：石文介公有《熊峰集》十三卷，未经剞劂，余家有抄本。文法秦汉，诗学王孟，至诗余更婉媚有致，确是词坛宗工。[2]据此可知，明稿本计十三卷，单就卷帙而言，较今日通行的十卷本约多出四分之一篇幅，这其中就包含各传世本中删去的词（“诗余”）。石珤虽官至宰辅，但晚年卷入“大礼议”的政治漩涡[1]-，无暇将文集付梓。逮其身故，石氏族人虽有刊刻明稿本的计划，但囿于经济原因，终未能施行[3]。2.明刻本
最早刊刻《熊峰集》的是皇甫汸。皇甫汸在石珤去世后不久，即对明稿本重新加以选编并刊行，是为明刻四卷本《熊峰先生文集》（下称“明刻本”）。明刻本至今犹存，其卷首的皇甫汸自序对梳理《熊峰集》版本源流至关重要，其辞曰：
曲周令皇甫汸为选编熊峰石相公《恒阳集》者，依奉于簿书之暇，检阅数四，删定再三，盖欲美爱则传，是以其存无几。乃得五言古诗二十七首，七言古诗五十一首，五言律诗四十八首，七言律诗一十六首，五言绝句二十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九首，赋三首，记六首，序四首，碑一首，志铭一首，告文一首，对一首，说二首，传五首，赞四首，凡二百二十首，汇为上下二册，分为四卷，一曰古诗，二曰律诗，三、四曰杂著。间有以一字而害一句，以一句而害一章者，亦奉命僭为更订。除将原集留贮以备校雠鱼豕外，谨抄录呈览。谫浅之见，深不自安，尚俟郢斤，庶敢寿梓。汸顿首顿首主臣主臣。[4]2
通观全文，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皇甫汸的选编活动当在嘉靖十一年（）至嘉靖十四年（）间，书籍刊刻时间为同时或稍后。《明史》未言皇甫汸任曲周令之事，然考《皇甫司勋集》卷五七《谈安人行略》云：
己丑，余第进士，除嵊令，不拜，改授国子博士。辛卯，中宪公备簮珥衣币，郡邑为具舟楫，监司假给符传，长公导之如京师，余逆于国门之外，卜吉受室焉。……寻果奉诏调外职，乃拜曲周令，将之莅官，中道与长公别而还吴。曲周固畿内小邑也，余往视若不足理，日恒闲暇。……癸巳，长子楙生。越甲午，余以三载秩满，拜为水曹郎，将之东归。[5]
辛卯乃嘉靖十年（），甲午乃嘉靖十三年（）。详审文意，复以三载考绩之期推算，即可得出大致时间如前，时距石珤辞世约五年左右。
第二，选编、刊行明刻本是带有官方性质的文献整理活动。详玩皇甫汸序中“依奉”“奉命僭为更订”“呈览”“尚俟郢斤，庶敢寿梓”“顿首顿首主臣主臣”[4]2等语句，可知明刻本的删定、选编是在嘉靖帝授意下展开的。石珤品行“清介端亮”[6]，连政敌都难以非议，但恰恰是其“孜孜奉国”[6]之心让他在“大礼议”事件中忤旨，晚景凄凉[1]-。石珤的遭遇为服膺传统宗法礼制的文官集团所广泛同情，嘉靖八年（）十一月“刘世杨上疏奏请为石珤改谥”事件即是明证[1]。尽管嘉靖帝旋即强力打压刘世杨，维持了其钦定石珤谥“文隐”的威权，但不久即指示皇甫汸选编《熊峰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姿态，它意味着嘉靖与石珤在某种程度上的“和解”。石珤身后没有子嗣，家族式微，无力刊行其文集。嘉靖此时下令编选明刻本，无疑兼有“右文”与“恤旧臣”之意，这是以外藩登大宝的嘉靖帝在通过“大礼议”成功巩固皇权后对文官集团的怀柔之举。但另一方面，明刻本侧重遴选明稿本中的雍容典雅、平正通达、冲澹自然之作，对其间的怨刺、讽谕之辞却大加删削，可见明刻本又是嘉靖帝彰显其威权的文化产物。明刻本在编选标准上服膺“茶陵正宗”，刊行又获官方支持，故流播极为广泛，直至清康熙初年，它都是国内最通行的石珤别集。俞宪《盛明百家诗》、李濂《嵩渚集》、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谈迁《北游录》、朱彝尊《明诗综》均曾不同程度迻录、征引或评骘明刻本。
第三，《恒阳集》即《熊峰集》，明刻本有意淡化《恒阳集》这一原始称谓，改以《熊峰先生文集》之名行世，同样是嘉靖帝个人意志的体现。石珤晚年手定文集取“恒阳”二字，可以有多种理解。最直接的解释是，真定府位于恒山之南，且在唐代开元年间曾设恒阳军，石珤系以古地名命名其文集，一如他取封龙山熊耳峰为号。不过，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恒阳”带有强烈的政治隐喻意味。阳与旸通，“恒阳”亦即“恒旸”。《尚书·洪范》云：“曰僭，恒旸若。”《洪范五行传》释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7]《汉书·五行传》进一步解释道：“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7]这一政治话语直至明代仍在发挥其效用，《明史》即载汪若霖上疏云：“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罚恒阳。”[6]嘉靖帝即位后，为巩固皇权，违背宗法礼制，兴起“大礼议”，内阁大学士如杨廷和、蒋冕、费宏、毛纪、石珤等先后被斥退，“左顺门案”更是对主张坚持祖制的文官集团的大规模惩戒，死伤无算。站在臣属的立场来看，这自然是“言之不从”“不顺民心”“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文集名“恒阳”，则亦可视作被责令致仕的石珤之无声反抗。嘉靖帝自然知晓“恒阳”背后的政治隐喻意味，其应对措施是指示皇甫汸刊行明刻本时用石珤之号“熊峰”代替“恒阳”之名。今通观明刻本，除具有说明性质的皇甫汸序提及一次外，《恒阳集》三字再未出现，且是刻每卷卷首均题作“熊峰先生文集”，版心均作“熊峰文集。嘉靖帝御宇多年，足以形成称呼惯性，故自此之后，除极个别情况外，世人例以官职、别号、谥号指称石珤文集，如《石阁老集》《熊峰集》《石文介公集》等，《恒阳集》之名遂逐渐湮没。故逮至四库馆臣为明刻本撰写提要时，已不能辨其源流。今考《四库全书总目·别本熊峰集》提要云：
《别本熊峰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石珤撰。珤有《全集》十卷，已著录。案朱彝尊《明诗综》称珤所著名《恒阳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为四卷，诗仅一百九十余首。今此集题作《熊峰先生集》，前后无序跋，诗亦一百九十余首。而《诗综》所录惟《春日杂言》《秋莲曲》《会昌宫词》三首在集中，其《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诸篇皆未之载。疑此为初刊别行之本，非汸所选，故集名亦各不同。然卷数、篇数又合，殊不可解。今未见原刻，其同异莫能详也。[8]
四库馆臣未见明刻本原书及皇甫汸序，又误读朱彝尊之语，故疑《恒阳集》《熊峰集》为二书，该说法客观上误导了部分后世明代文学、畿辅学研究者，令《熊峰集》版本研究治丝益棼，故特此澄清③。
3.明抄本
降及明末，石珤同乡梁维枢完整过录明稿本，是为梁维枢过录本《熊峰集》十三卷（下称“梁维枢过录本”）。据梁清远《石文介公集跋》云：
先大夫笃古好文，积书充栋，从藁城石氏所得文介公诗文秘本，珍爱不以示人。罢官里居，选其尤者成帙，以传示子孙。先是，皇甫司勋选刻《文介公集》，专尚体裁，务从简约，先大夫则取格高韵古、才法兼至者，欲付梓，未遂。[3]-
将此跋与前揭梁清远《雕丘杂录》参看，知此处所谓“文介公诗文秘本”系梁维枢抄自明稿本的足本《熊峰集》。梁维枢过录本未曾付梓，清康熙年间后逐渐亡佚。梁维枢过录本卷帙过繁，为便于“传示子孙”，梁维枢又依据“格高韵古、才法兼至”的标准，“选其尤者成帙”，是为明见君子阁抄本《熊峰集》三卷（下称“明见君子阁本”），是书今存。
4.清刻本
清康熙初年，孙光炀穷索冥搜，汇集各版本《熊峰集》及石珤佚文，重新加以删订、刊刻，是为清刻本《熊峰集》十卷（下称“清刻本”）。关于清刻本的成书，梁清远《石文介公集跋》谓：
余姚孙令君来宰藁城，崇尚风化，博学好古，欲表彰先贤遗文，以问于不佞，不佞出先大夫所选《文介公集》并未选全本授之。令君又访于其家，得《别集》数篇，并刻以传。……刻成，俾余跋末简，潦草数言，聊以纪岁月云尔。康熙庚戍二月二十四日真定梁清远书。[3]-
相较梁清远极其简要的描述，陈僖《书石文介公集后》无疑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文介公集》，余家先世及故大司马许氏谋授梓者数矣，而卒不果。孙侯来，乃毅然以表章前贤为己任，初访遗文于石氏，又以许生秋厓之言，问全稿于余家，网罗校雠，备极苦心，两年而梓成。余既为之序，因复叹文介公殁距今百余年矣，其文章在世如江河日星，而完书之成，必待今日，然则斯文废兴之际，岂不以人哉？余家与许氏数十年未竟之志，赖侯而遂，而往复考订，皆以秋厓为邮驿。秋厓，大司马公鲁孙，又余家诸父之馆甥也，妻辋川有弟。其著述不致散逸，千百世称之，则可传者宁独文介公也耶？上谷后学陈僖顿首拜撰。[3]-
按照陈僖的说法，孙光炀曾“问全稿”于其家，石珤后人、许澯（秋厓）及其本人对清刻本的刊行均有贡献，至若梁清远所言提供书稿之举，他则并未提及。实际上，梁清远、陈僖所述都仅是事实的一个面相。考孙光炀《熊峰先生文集序》云：
炀承乏公邑，于旧所刻《熊峰集》读公诗文，心窃慕之，乃访求于公之子孙，欲得其全。公孙诸生鼎、萃、平出公所遗藏者共若干篇，且谓予曰：“前有裒然盈帙者，以谋梓不遂，为好之者匿去，遂尔缺失焉。”嗣有诸生许澯曰：“梁光禄公、宗伯公雅有表章文介公诗文之意，家有藏本，敢往丐之。”乃蒙出其先公慎可公所选定者若干卷，因得快所仰止，见其所庞然以厚者，亦复皎然以清，赫然以灿者，亦复融然以淡，诚有如诸公所称者，是岂不以道为文而以文为文者哉？以道为文，公之精神所出也，信乎公之名可留于千百世而为天之所独厚者也！敢付诸梓而敬序之。皇清康熙陆年岁次丁未长至日，文林郎藁城县知县姚江后学孙光炀拜撰。[3]8-11
此序作于康熙六年（），两年多后，孙光炀复作《凡例四则》云：
是刻也，始于丁未之十一月，成于庚戍之闰二月。……《文介公集》前有皇甫司勋选本，仆读而好之，欲得其全，然出之于石氏者，仅半于司勋本。后得兵宪公选定者，方有望洋之叹，遂分类付梓。毕事呈宗伯公，公喜，更谋诸光禄公，因出兵宪公所藏全集，始为观止，乃复因类谋梓，不可以初续分也。仆之景仰先贤，固形诸梦寐，然犹童蒙之拾香草。惟宗伯公指切体裁，仆乃幸无纰缪之愆，是表章之实，固在两公也。康熙九年闰二月朔日孙光炀又识。[3]19-20综上可知，清刻本的付梓与真定梁氏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刊刻过程却非如梁清远所叙般一气呵成，而是耗时两年有余，分数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藁城知县孙光炀翻阅明刻本时萌生了通读足本《熊峰集》的想法，遂赴石家求取，却被告知明稿本因“谋梓不遂，为好之者匿去，遂尔缺失”，孙光炀仅从石珤族孙石鼎、石萃、石平处得石珤“所遗藏者共若干篇”。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考陈僖《书石文介公集后》“余家先世及故大司马许氏谋授梓者数矣，而卒不果”云云，疑陈、许二家即石珤后人所说因“谋梓不遂”“匿去”明稿本者。其二，孙光炀序中之“遗藏者共若干篇”即梁清远所谓“《别集》数篇”，它们系石珤之佚文，不在明稿本十三卷之数，而其数量“仅半于司勋本”，当在一百一十篇左右。
第二阶段，许澯的加入使事情发生转机。通过许澯，孙光炀先是得以“问全稿”于陈僖，复与真定梁氏家族结识，后者更假许澯之手为孙光炀提供了梁维枢所选明见君子阁本，即孙氏所言“慎可公所选定者若干卷”“兵宪公选定者”。至此，孙光炀“方有望洋之叹，遂分类付梓”，于康熙六年（）冬至成书，这里姑且称之为“康熙六年初刻本”。需要补充的是，孙光炀仅仅是曾经向陈僖求取《熊峰集》，后者并未能提供所谓的“全稿”，是以孙氏《熊峰先生文集序》《凡例四则》对石珤后人、许澯及真定梁氏的贡献均有表彰，却未提及陈僖。梁清宽《书石文介公集后》亦可佐证此点：茂陵有廉台令，知有熊峰先生，并知有先生之诗与文，藉手秋厓许子，访厥后嗣，搜辑遗编，爰觅善梓者，成帙若干卷。两家弟序之，保阳陈蔼公评之。适蔼公客游恒山，余与扬榷古今，方儗人物，喜先生之诗文得广其传，而后感知先生者乃迟在百余年之后也。因念蔼公服奇抱璞，为河北名流，顾公今四十年，犹艰于一遇，文章契合，信不易言哉！虽然，人特患不文，既文矣，患不成家，诚文矣，更自树坛坫，未有不遇，亦未有不传。古云：“千百年后，必有知杨子云者。”如孙君、许子刻《熊峰先生集》是也。蔼公辗然，因并序于简末。时康熙九年岁次庚戍初夏，后学梁清宽顿首拜撰。[3]-
详玩梁清宽之意，参以前揭梁清远、陈僖、孙光炀所言，可知陈僖对清刻本的贡献仅限于作《书石文介公集后》，所谓“保阳陈蔼公评之”“蔼公辗然，因并序于简末”是也。更有趣是，陈僖《书石文介公集后》极力揄扬其家族及姻亲对清刻本的贡献，陈氏好友梁清宽更在《书石文介公集后》中用大段篇幅为“河北名流”陈僖“艰于一遇”鸣不平，且许以“千百年后，必有知杨子云者”，陈僖这种“附骥尾”的文人心态颇值玩味。
第三阶段，孙光炀将“康熙六年初刻本”呈请梁清标指正，引起了梁清标极大的兴趣。通过梁清标，孙光炀由梁清远处购得明抄本，“始为观止，乃复因类谋梓，不可以初续分也”。降及康熙九年（）闰二月初一日，清刻本最终完成。综上，清刻本的刊刻始于康熙六年（）十一月，成于康熙九年（）闰二月，孙光炀是实际出资人与推动者，是以清刻本成书缓慢，除《熊峰集》文本获取不易外，还与孙光炀“微俸所余无几，铢积购鸠”有关。许澯是清刻本“往复考订”的“邮驿”；梁清标是为清刻本“指切体裁”的顾问；梁清远提供了明见君子阁本与明抄本，它们构成了清刻本的核心内容；陈僖、梁清宽则双双为清刻本作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清刻本的成书是考察清初直隶地区士绅学术交流网络的范本。5.四库本
乾隆年间，清刻本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是为《钦定四库全书》本《熊峰集》十卷（下称“四库本”）。四库本的概况略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熊峰集》提要：
皇甫汸尝删定其集为四卷，岁久板佚。国朝康熙丁未，余姚孙光炀为藁城知县，得《别集》遗藁于其家，为合而重刊之。嗣闻真定梁清标家有其全集，乃购得续刊，共为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至四卷为诗，五卷、六卷为文，七卷至九卷又为诗，十卷又为文。盖刊板已定，不能依类续入，故其体例丛脞如是也。[8]
四库本与清刻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仅对后者进行了些许文本校勘与文字润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以来，四库本以其简便易得成为迄今最为通行的《熊峰集》版本。
6.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尚有清抄本《熊峰集》二卷（下称“清抄本”），鉴于此前研究者鲜少论及该版本，兹略作介绍，供学界参考。是书凡一函二卷一册，函套为墨蓝色布面硬纸壳，高二十七点二厘米，广十八点五厘米，厚两厘米，书套脊有“熊峰先生文集，凡一册，明石珤撰”题签。抄本系线装，分上下卷，未署名，四孔两纸捻，无包角、题签，竹纸，书高二十四点七五厘米，广十六点六五厘米，厚一厘米。是书保存良好，未见虫蛀、霉点，墨香纸润，行以小楷，字体端详统一，凡三十八筒子页，每半页九至十行，行十八至二十二字。首页右下角钤有阴刻花边朱文长方印“延古堂李氏珍藏”，卷上首页右下角与末页左下角均钤有阳刻朱文印“北京图书馆藏”。是书收录石珤之文二十五篇，其间序、记、说、对、传、碑、铭、文、赞、赋等诸体兼备，风格多样。详审是书目录及正文，卷上依次为《送岳州刘太守序》《送杨太僕序》《送吉安任太守序》《荣哀录序》《重修阳和楼记》《大陆泽记》《滹沱河记》《宜安城记》《媒说》《友松说》《漏泽园对》，卷下依次为《卫太守传》《余太守传》《李评事传》《孙佥事传》《刘按察传》《严子陵祠堂碑》《明故吴母李氏墓志铭》《故甥赵妇周氏圹记》《贵闲儿坟记》《告茔文》《眇士赞》《登封龙山赋》《滹沱河赋》《感双雁赋》。目录后有抄者自序云：
按《熊峰集》，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考有两本：分四卷者，明皇甫汸所删定；十卷者，国朝藁城知县余姚孙光炀得别集遗稿，合而重刊者也。此本为明刻旧书，共四卷，一、二卷为诗，三、四卷为文，其文序、记、传、铭等体皆备，疑即皇甫汸所删定者。录其文，重为编次，分上下二卷。《总目》称先生之文学于李东阳，庄雅和平，不为虚浮侈靡之作。迹其立朝，忠清亮节，虽不必以文传，而即以文论，亦可谓信古守正，不诡于流俗者矣。[9]
今将是书目录与明刻本合参，不仅所选篇目之次序与明刻本卷三、卷四若合符契，即字形、字体亦对明刻本多有因袭，然则是书内容系择优抄录自明刻本无疑。复考抄者自序引《总目》云云，则其成书当在《总目》刊行以后，即不当早于乾隆六十年（）。复考是书首页右下角有“延古堂李氏珍藏”印，而该印为李世珍（-）所常用，推断该抄本约成书于清嘉庆后至光绪年间。
（本文原载《图书馆研究》第52卷第1期总第期，年1月，第-页。）
［注释］
自明嘉靖年间迄于清末，王世贞《明诗评》及《艺苑卮言》、俞宪《盛明百家诗》、李濂《嵩渚文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梁清远《雕丘杂录》、朱彝尊《明诗综》、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陈田《明诗纪事》均对石珤其人其文均有不同程度地探讨，但这些观点属于传统感悟式批评。现代意义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参见司马周《茶陵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程莉萍《明代京畿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55页-60页；周寅宾《李东阳与茶陵派》，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刘万川、曹向华《茶陵派石珤诗文简论》，《怀化学院学报》年第3期，第52-54页；周亭宇《石珤诗文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②仅少量目录类图书对《熊峰集》的存佚及典藏状况略有胪列，见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杜泽逊撰《四库存目标注·集部上（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关于《总目》的瑕疵及其致讹之由，笔者另有专文《四库全书总目·熊峰集提要补正》详细梳理，兹不赘及。
［参考文献］
[1]李浩，段睿.茶陵派殿军石珤年谱[J].古籍研究（72）.
[2]（清）梁清远.雕丘杂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册.济南：齐鲁书社，.
[3]（明）石珤.熊峰集[M]//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册.北京：燕山出版社，.
[4]（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8册.济南：齐鲁书社，.
[5]（明）皇甫汸.皇甫司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7]（汉）班固（唐）颜师古.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8]（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9]（明）石珤.熊峰集[O].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作者简介：李浩（-），河北邢台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古医疗社会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河北省教育厅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目前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南大学学报》《南方文坛》《古典文献研究》《古籍研究》《中华读书报》等各类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6篇、报刊文章若干，主持点校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阮福《孝经义疏补》（“江苏文库·精华编”），参编传统文化读本2种。
作者简介：段睿（－），河北唐山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级硕士研究生，师从王青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喜游历，曾赴邯郸涉县、磁县、临漳等三国、北朝故地从事田野考察；工古琴，曾代表河北省高校参加第二、第三届“京津冀青年琴人论坛与音乐会”。多次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并在《古籍研究》（第二作者）、《藏书报》发表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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