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启蒙”到“偷听偷学”,由“纸上弹琴”到书琴并进,六十余年操缦不辍,若没有浓厚兴趣,恐怕很难坚持五岁时,我被祖母带到上海父亲身边。当时我家就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附近有著名的四大舞台和许多小型戏台,整日轮番表演各种戏曲、曲艺、歌舞、杂技等,不远处还有上海音乐厅,以及大大小小的书场、戏院。大人去看戏听曲常常带上我,加之家里有不少丝竹,我对各种乐器慢慢熟悉起来,回家便不成调地东拉西弹。我居住的弄堂里也有些喜欢乐器的人,一到夏夜纳凉时,他们总凑在一起合奏,江南丝竹、民间小调、广东音乐,丰富多彩,每每我都兴趣盎然地听到“散场”。有一次他们聊到弄堂某号姚家,家里有不少乐器,甚至还有琴,说那是很高雅、很难学的乐器,琴谱如同天书般难懂。那些我仰望的高人居然知道我家有琴,言语间还很敬重我父亲,听得我美滋滋的,对古琴兴趣越来越浓厚,学琴念头也愈发强烈。那时候,我的兴趣爱好蛮多的,一会儿喜欢习字、一会儿喜欢画画、一会儿喜欢看古今中外小说,父母既不加约束也不给指导,由我“自然生长”。我也喜欢过各种乐器,可能从小耳濡目染,学起来都能较快上手,但都不持久,除了古琴。当初父亲对我学琴真是无心插柳。他在我的学前教育中加入了减字谱,兴致高时还在琴上作示范,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不仅使我较早就认识一些古琴指法谱字,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学琴的兴趣。小学时,我在诸多乐器里也是对弹琴更有兴趣,经常胡乱弹起来,有时还能利用散音和泛音结结巴巴弹出一些小曲调,于是兴趣就更浓了。我小学六年级时,沈草农编写的《古琴初阶》出版,比起家里几部线装本琴谱,这本书易懂多了,于是我照着书自我启蒙。家里第一个得到父亲授琴的是姐姐。父亲教姐姐时,我偷偷地听,然后自己悄悄地练习,基本上能与姐姐保持同步。父亲发现时,我已自学不少曲目,甚至已在学弹《梅花三弄》。这时父亲觉得我对古琴是真有兴趣,并有一定自学能力,于是就开始逐操亲授,及至我高中学业加重,学琴进程开始减慢。上世纪60年代我离沪远赴云南务农,临别前,父亲将家里仅有的一把二胡、一支箫放于我的行囊,并在所剩无几的书里挑了一本《唐诗一百首》嘱我带去。这些都成了我在农村、矿山几年生活里的良伴,可我日夜盼望的仍然是继续弹古琴。再次弹琴已是年夏天,我从云南回沪探亲,在家中如饥似渴地弹琴,父亲非常惊讶为什么时隔多年我还能弹不少曲!是我对古琴的热爱,令我对琴念念不忘。在农村学拉二胡之余,我在拼接的报纸上画一张七弦十三徽的琴,熟记于脑海的琴谱反映于“纸琴”上,左右手在“琴”上按抚,心里默默唱着旋律。不耐用的“纸琴”在“抚奏”中很快破损,破了就再画,如此“纸上弹琴”数年未曾中断。直到沈仲章先生将我父亲还给他的一张琴转赠给我,我再也没有与琴分开过。从此,每年寒暑假回沪,父亲都会逐操亲授,并要求我多读古琴典籍,诸如《琴书大全》《太音大全集》等,嵇康《琴赋》更是要我再三阅读。这期间我也有幸得到吴振平、张子谦教导。年到年是我学琴“全盛期”,兴趣大、记性强,所以学得快、学得多、记得牢。我年少时,正是父亲开始独立打谱的阶段,父亲先后完成《幽兰》《广陵散》《大胡笳》《胡笳十八拍》等琴曲的发掘整理,那些曲调每晚在我耳边回荡,促进了我以后的学习。回顾从“自我启蒙”到“偷听偷学”,由“纸上弹琴”到书琴并进,我的琴乐琴学历程可谓曲折多变。若没有浓厚的兴趣,几经周折恐怕很难坚持。六十余年操缦不辍,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与琴互相需要、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未曾改变。如今学习古琴的人越来越多,但我想,只有明白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兴趣才会如同良师益友般地与你同行,使你快乐,伴你成长。姚公白,年生于杭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副会长。曾发表学术论文《姚丙炎古琴打谱》《“但曲七曲”之辨》等,出版多张古琴专辑。近年整理出版《姚丙炎古琴艺术》及《琴曲钩沉》。《人民日报》(年03月06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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