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高醒华舒羽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驾鹤而去，牵动着杭州人的心，因为他是杭州的女婿。因为这一个不一般的缘故，他生前每次的来往杭州，都有了别样的温情。今天，余先生在杭州的两位朋友，勾出一段西湖往事。
以下是杭州人、著名古琴家，余光中先生的大学同学高醒华先生的回忆——
那年（编者注：年），在杭州拱宸桥头与余光中学兄聚见，真乃三生有幸，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
我与光中兄的友谊酿成，纯是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组合，分析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我与他是解放前在南京金陵大学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同学，当年在校园里相逢不相识，多次失之交臂，无缘结识；二是先严高觉敷原是金大教授，余光中选修了他的心理学，做过他的学生；三是我曾教舒羽弹过古筝，也可算是她的启蒙老师了；四是舒羽读过余光中先生的书，心仪已久，又曾到台湾师大亲聆教诲，是个够格的私淑弟子。上述的关系链筑成了两个桥墩：一边是高觉敷和余光中的师生墩，一边是高觉敷和高醒华的父子墩，而舒羽则东西里外穿插裁缝，成了技超茅以升的铺桥工程师。由于种种历史推脱不了的因数，一架珍贵的友谊之桥便洵然铺成了。
在杭州过85岁生日的余光中先生。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拱宸桥边灯火明灭，运河水泛着黑色的奢华。舒羽咖啡馆里却是春意盎然。舒羽和诗人们在这里为余光中85岁诞辰而举办《登高能赋》庆祝会。我有幸与光中学兄和他太太范我存女士见了面。我想象中的余光中就是这般模样，睿智，庄重，谦谦君子，童颜皓发，满腹经纶外化的学者风度，令人钦敬。舒羽发表了祝词，主题词是：余光中，登高能赋，祝寿，诗歌朗诵，巧妙地扯进了老同学—余光中和高醒华见面。我佩服舒羽的口才，能在庆祝会的宏旨里糅进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名姓。诗人欧阳江河将其亲书的“登高能赋”四个大字献给了余光中先生。这是晚会的点题之笔。
光中兄早先就说过：“下次再去杭州，醒华当为我抚琴，舒羽也会为我弹筝。”我记住他的美意，那晚特地背了琴来，还约了青年洞箫演奏家朱建刚为我伴奏。我弹了《良宵引》，以歌颂美好夜晚的曲意瞄准今晚的主题。弹完了，我见光中兄嫣然一笑，鼓了掌，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他并非赞扬我的技艺，而是实现了“醒华为我抚琴”的夙愿。舒羽的一曲《高山流水》，声惊四座。这是浙派著名筝曲，在前世纪20年代，由老一辈琴筝家王巽之根据桐庐俞赵关帝庙和尚所奏笛曲改编而成的。舒羽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流水，她以山高水长的寓意，为余老祝寿。众多诗人，一个接一个的朗诵余光中的诗作。光中兄也来了劲头，以我国传统的歌吟音调，朗诵了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博得最多的掌声。庆祝会开得紧凑而热烈，朴素无华。
在舒羽的调度下，光中兄夫妇应我之邀，我们又有了一次聚见的机会。我还约了诗人教授江弱水、音乐评论家潘方圣、古琴家徐君跃、洞箫演奏家朱建刚，以及万晖、陈小刚等青年琴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先是让光中伉俪欣赏浙派古琴，徐君跃弹了《乌夜啼》，朱建刚吹奏了《平沙落雁》，万晖弹了《秋江夜泊》，陈小刚弹唱了《阳关三叠》，一个一个过堂，像是民乐比赛，贵宾夫妇成了评委。光中兄不时插问了一些有关古琴的问题。
席间，范我存女士谈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当年光中与几位同学都选修了高觉敷先生的心理学，一次考试，高先生出了三道题，几位同学都答了题，而光中只做了一题，到了发下来一看批的分数，光中得分却最高。”我倒是为先父耽忧，如果光中兄没有今日之辉煌，这分数就批得太不准了。大家听了都笑。光中兄发起了对我的进攻：“当年金大的教学大楼在哪里？”我答：“北大楼”。“前面是什么？”“大草坪”。“北大楼常放什么乐曲？我答不上来。光中公布答案：“小夜曲。”这连珠炮似的提问像是对我的审问。江教授说，真像地下党对暗号。我也展开了反扑：“当年我住己字41室，你住几号？”“我是通学生，住在家里。”“图书馆在哪里？”“在校大门西侧。”“夜里校门口供应什么？”光中兄答不出。我公布答案：“馄饨担供应馄饨。”光中立即反击：“图书馆门口地上有什么？”我一时语塞，光中说：“圆形图案。”这个口才与记忆的比赛游戏，两个耄耋老人进行得很认真，很有趣，彷佛召回了我们的童心。
世无不散的宴席。我们互道珍摄，依依惜别。让深深的记忆留给了茫茫的未来。
余光中先生的亲笔信，提到了这件事情。
余光中先生在杭州过八十五岁大寿的事情，舒羽也写了文章纪录如下，两篇文章，可以互相对照着看——
余光中先生今年刚过了九十大寿。回想五年前，他携夫人范我存女士来到杭州大运河边，在舒羽咖啡馆“诗人客厅”庆祝八十五岁生日的场景，如在目前。
在那之前，我和余先生在高雄和杭州见过好几次面。我和余先生约定，哪一天到我大运河边的咖啡馆来，那么，您吟诗，我弹筝，高醒华先生抚琴。
高醒华先生是谁？还是听余光中先生自己介绍好了。他在给我的随笔集《流水》一书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舒羽在《记恩师高醒华先生》一文提到我在金陵大学的往事，说高醒华不但是我在金大的校友，其父高觉敷教授更是我在金大的老师。我曾选修过高教授的心理学；这样排起辈来，舒羽推算，她得称我一声师叔了。我下次再去杭州，醒华当为我抚琴，舒羽也会为我弹筝。这倒是写诗的大好题材。”
缘来如此。我十三岁那年，家父把我托付给在桐庐中学做副校长的高醒华先生学习古筝演奏，懵里懵懂的年龄，一知半解的学艺，直到二十年后才知道，高老师的父亲，竟是中国心理学泰斗高觉敷教授，一生经历不凡，是一战时应英国公使朱尔典之邀由北洋政府遴选到香港大学学习的二十名高师学生之一，毕业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第一个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译为中文，后来又任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现南京大学），中间还在年到湖南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育学系主任，同时的英文系主任，是钱锺书。
年黄叶纷飞的冬季，我到高雄去访问余先生那会儿，还不晓得余先生是我的师叔。承他老人家送我他的散文集，回来后，读到其中《金陵子弟江湖客》一篇，才兴奋地发现这个关系，便写信告诉了他。余先生得信也很高兴，说重阳节前后会来杭州，期盼与他的恩师的公子也就是我的恩师同时也是他金陵大学的师弟一晤。
而我早就知道，重阳节正是余先生的生日。前缘既然可考，后会自然有期。我和余先生的约定，遂在舒羽咖啡“登高能赋——余光中八十五岁华诞”的庆祝晚会上得以实现。余光中和高醒华，两位并非少年的同学，又恰是年的同龄人，在相距六十三年后的一个夜晚，白发重逢，何况是在一千多年的大运河畔，四百多年的拱宸桥旁？当晚，余先生用他父亲教他的方式吟唱了苏东坡的《念奴娇》，顿生风起小楼，平添世事沧桑之感。高老师一曲《良宵引》，引动故人契阔之情。而《高山流水》，自是当晚题中应有之意，很少在人前演奏的我，自当履约搊筝。友人笑谈，此为“五女拜寿”——余先生本有四个女儿。恰逢诗人兼书法家欧阳江河在场，挥写一幅大字“登高能赋”，寄寓了新一代诗人对老一辈诗人的真诚祝福。
次日，高老师再邀余先生夫妇，并几位老友，还有徐君跃、江弱水和我，一道在河边晚餐。余先生夫妇晚到了半小时，进来后，他先把外套整齐地挂在椅背上，然后才站直了身子说话：“我们在拱宸桥上散步，是算好时间的，可是呢，刚好被一行在河边采风的作家、诗人们撞见，要拍照。我们走不出来，他们人太多。”只见他红色高领毛衣，黑色背带裤，小小的个子，很像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聚会时，我通常是那个负责讲笑话寻开心的人，余先生夸赞我的文字“法无定法，灵动之至”，我想，他其实更喜欢听我闲扯，还将我说给他的段子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居然还得了个“谈吐不俗、见解颇广”的雅评。可是呢，这一天，真不用我讲。琴歌琴曲等一番雅集之后，大家纷纷贡献了趣谈。余太太记性极佳，在一旁为余先生查漏补缺，作为知情者，又成为了爆料之王，谁知竟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幕醒华先生写在了《珍贵的友谊之桥》里——
席间，范我存女士谈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当年光中与几位同学都选修了高觉敷先生的心理学，一次考试，高先生出了三道题，几位同学都答了题，而光中只做了一题，到了发下来一看批的分数，光中得分却最高。”我倒是为先父担忧，如果光中兄没有今日之辉煌，这分数就批得太不准了。大家听了都笑。光中兄发起了对我的进攻：“当年金大的教学大楼在哪里？”我答：“北大楼。”“前面是什么？”“大草坪。”“北大楼常放什么乐曲？”我答不上来。光中公布答案：“小夜曲。”这连珠炮似的提问像是对我的审问。江教授说，真像地下党接头对暗号。
两位耄耋之年的同学就这样互相挤兑，从餐厅到客房，一路厮杀，拉里拉杂的直侃到夜里校门口卖什么？——馄饨。图书馆门口地标什么形状？圆形。这口才与技艺的游戏，一直玩到运河边的馄饨摊上开始叫卖馄饨，还打不住。
高老师家也住在河边，我送他回去的路上，还一路笑个不停，临了又叹：“再见，不知何年喽。”好在余先生信守承诺。不久，我就收到了从高雄来的信，其间另附一首《拱宸桥诗会》，为运河边这个夜晚立传。
余先生喜欢我运河边的咖啡馆，题写“舒羽咖啡”时，刚想落笔，又抬起头来问：
“我改一个字，好不好？”
“哪一个？”
“羽改余。”
“三七分成，一言为定！”
他很满意，刚想写下去，又抬起头来问：“谁是三，谁是七？”
“老余头得七成，舒羽我有三成足矣。”
背后我称余先生“老余头”，一到跟前，说漏嘴了，还是一个“老余头”。他起先一愣，大概没见过这号心口如一的人，也可能等着接招，又一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吧。“过些天我可就去高雄了，一年顶多来看店一两次，你的七成说没就没了？”
我算了一笔账给他听。
“您看吧，那些在桥上拉着您合影的，免费吧？往后您只管放心拍着，有我在桥头替您把守。再说，何止拍照，签名本呢？”他立马明白了，脸色红润有光泽，转过身来：“还能防止盗版哦，版税呢，又是一笔。”
姜，毕竟还是老的辣。
这自然是说笑的，但我说余先生是运河人家的女婿，可不是玩笑。
范我存师母是杭州人，父亲是浙江大学的中文教授，出生地和小学母校的名字都是刀茅巷。年，杭州举办G20国际诗会，我原打算邀请余先生参加，同时请师母回母校看看。师母很感怀，每找到一张珍贵的照片或旧物，就跟我通一次电话商榷细节。有一次还向我打听拱墅金华路一带的现状，说她的父辈当年在这里置地买房，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一家逃难到了四川，从此方与杭州阔别，再没有回来过。按她的描述，我估摸着是在今天的丝联厂附近，但究竟如何，还得等她回来寻根。然而，至今未能如愿，余先生和师母去年身体双双抱恙。前不久，北岛老师托我邀请余先生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一个诗会，师母连连抱歉：“我们还在恢复中，不敢离开高雄的家，就连台北举办光中的文学活动，我们也去不了。”
于是我想起在那年的一个片段。当时，有读者得知余先生在杭的消息，便在微博上问，“余光中先生现在怎样啊？”没头没脑的，我不知如何作答，就把手机拿给余先生看。他不假思索：“你就回复：他在余光中。”“余先生，您的马达转速太快，这反应，嘿嘿，可比您走路快多了。”“我走路很慢吗？”“嗯，像个发条拧慢了的小机器人。”
我在余先生面前说话，经常没大没小的，可余先生不以为忤。他不是说了么？“她不拘常法的口吻，无论叙事或状物，都佻巧而谐谑，取笑的对象简直无人能免，舌锋所及，不但坦然自嘲，而且均沾四周的朋友，连家人也不放过。所以她笔下的人物都带点漫画的趣味。”
如果我笔下的余光中先生有那么一点漫画的趣味，别责怪我哦，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位老余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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