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期部分日本文献中存在将拨弦乐器统称为“引き物”或者“琴”的情况。
而平安时期的日本处于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此时流行的弦乐器既有本土的和琴，也有来自附近国的新罗琴以及来自中国的七弦琴、筝、瑟等等。因此，单独的一个“琴”字无法判断其代指何种乐器。
其次，由于年代久远更存在有将中国的“七弦琴”误记“和琴”的例子。且对于文献中的“琴”究竟是指“七弦琴”还是指“和琴”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因此在对平安时期众多文献进行梳理之前，必须要确立一个可行的评判标准，以判别文献中出现的“琴”是否为本论题之研究对象中国的“琴”——七弦琴。
平安朝卧弹乐器辨析
本文在对文献中的“琴”进行辨析时，为了与日本平安时期常用的“和琴”、“新罗琴”等卧弹类乐器进行区分，将以“七弦琴”指代中国七十三徽的“琴”。
《倭名类聚抄》是平安时代初期的汉和百科辞书。其中对于“琴”一条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安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七弦琴的了解认知程度。
《倭名类聚抄?调度部?音乐具?琴瑟类第四十七》：“琴，王世說云炎帝作五絃琴，世本云神農作之琴，操云伏犧作之，以具宮商角徴羽。至扵周文王增二絃，一說云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文選琴賦云徽以鍾山之玉，今案俗說琴體有龍池、鳳池、龍舌、龍尾、腰、鳳足、弦門、絃納、古人肩等名。”
文献中对于七弦琴的各种起源及其出处进行了汇总，其中提及的中国文献如“操”指《琴操》；“世本”指《世本?作篇》；“琴赋”指嵇康所作《琴赋》。可以看出平安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中以“琴赋”为代表的七弦琴美学评论作品也有所涉及。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平安时期的日本文人并不会将来自中国的“七弦琴”与其本土的“和琴”或是其它弦乐器在概念上混淆。文中更是对七弦琴的各弦名称“宫、商、角、徵、羽、文、武”及各弦的由来加以摘录。此外对于琴徽的材质“徽以钟山之玉”，七弦琴各个部位的名称如“龙池”、“凤池”、“龙舌”、“龙尾”等等也有细致的记载，可见平安时期日本人对于七弦琴有着清晰的认知。
此外平安时代贵族子弟的汉学入门教科书《口游》中收录七弦琴的相关知识，供贵族子弟学习、背诵：“宫，商，角，徵，（无羽）文，武，谓之琴弦。今按，五音外，以文武二弦文王武王所加也，故名为文武。
其声似宫商，各之细小，是以呼之为小宫小商。”其中不仅记录了七弦琴各弦名称及为“文”、“武”二弦的由来，更是标明了“文、武”二弦音似“宫、商”的音高比“宫、商”二弦“细小”即高八度的关系，因此又称为“小宫”、“小商”，更说明平安时期的日本人所使用的七弦琴各弦音程关系与中国传统七弦琴所使用的一致。
而在平安时期的著名七弦琴琴人重明亲王的相关演奏记录中，也能看出平安时期七弦琴的使用实例，如《御游抄?内宴》中记录了多次重明亲王于内宴中演奏七弦琴的记录：“天历元年正月廿三日。重明亲王（村上）弹琴。”
成书于公元年的《古事谈》则记录的更为详细：“先演奏‘春莺啭’其后演奏‘席田’之后演奏‘清酒司’时‘武弦’断裂仍继续完成了演奏”《古事谈》中的“武弦”指的就是七弦琴的第一弦，与《倭名类聚抄》中记载的“宫、商、角、徵、羽、文、武”七弦琴弦名吻合，是平安时期有七弦琴演奏记录的直接证据。
此外，七弦琴的一弦断裂仍可继续完成演奏可以看出重明亲王琴技之高超，在实际演奏过程中能即兴的改变指法完成演奏。亦说明平安时期的日本人已熟练地掌握七弦琴不同弦、徽结合产生的等音音位，能在不同弦上弹奏出同一音高，可见平安时期的日本琴人对于七弦琴演奏及相关乐律理论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
从出土文物看平安朝的“日本古代琴”
日本中世的百科全书《拾芥抄?乐器部》中“琴”一条目记录了延喜至康保（约公元年-年）年间宫廷中有名字的七弦琴18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特别列出的异体琴4面“异体琴四面，承平四年目录”。
虽未有进一步详细的叙述，但依据平安中期日本人对于七弦琴的了解和认知看来，这4面“异体琴”必然与平安时期记载的七弦十三徽的“七弦琴”形制不一。
最为世人所知的日本正仓院收纳的“金银平文琴”最早出现于于文献中《东大寺使解》：“弘仁八年五月廿七日返纳，琴贰只。一只以金银平文之，一只漆琴。”虽有关金银平文琴的年代与出产地众多学者至今争议不休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可知最晚在弘仁八年（公元年）日本宫廷中便出现了发展成熟的七弦琴。
由现存日本正仓院的的金银平文琴形制结构可以看出，平安初期日本人对于七弦琴之了解不仅停留于文字描述上，而是曾拥有一批类似金银平文琴一样，结构完备、做工精美的七弦琴。那么在此基础上，承平四年（公元94年）出现的“异体琴”四面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上日本早在距平安朝一千多年前的弥生时代就有区别于“和琴”的“琴”乐器存在。日本学者佐田茂在《古琴杂考》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出土文物中的类琴实物。其中作为乐器的的琴以5、6弦为主，琴体长40厘米至1米不等，体型不一且个别有琴码。
由其形制及结构可以看出这批早期琴乐器既不是日本传统的“和琴”，亦与平安时期的“七弦琴”有很大的差异。日本学界对于这一批出土的乐器定性为“日本古代琴”。众多日本学者如水野正好、生田纪明、田道肖雄等都认为这些日本古琴是受中国的影响，于弥生时代兴起，此后经历古坟时代、奈良时代的发展演变，直至平安时期随着“唐乐”的流入在制作和造型上逐渐成熟。
而在平安朝以前的文献中亦有相应的记载——《日本书纪》中记载公元5世纪秦酒公以琴向雄略天皇纳谏一事：“时秦酒公侍坐，欲以琴声使悟于天皇横琴弹曰，柯武柯噬能（后略）”日本学者北条胜贵认为秦酒公作为中国渡来氏族之人，
加之此处“以琴进谏”的做法，可以推测秦酒公所奏之“琴”应指来自中国的琴。但由现今出土的文物史料看来，琴酒公所奏之琴更有可能是受中国影响诞生的“日本古代琴”。如此一来，承平四年乐器目录中记录于“琴”一条的异体琴4面则更符合“日本古代琴”的形象——受中国的影响产生，带有中国色彩因此与“七弦琴”置于同一条目。但与平安时期七弦琴形制不一因此标记为“异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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