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汉承秦制的影响，汉代音乐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以中原的汉族文化为主体，集各民族文化之长，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融合性。在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两个关键的科学文化发展高峰，与此同时，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进入中古伎乐时期。在中古伎乐的发展过程中，其延续了春秋以来的散乐遗绪，呈现世俗的特征。汉高祖刘邦对民间音乐有所偏爱，进而促进民间音乐的发展。在这段时期，统治者对音乐系统进行改组，扩大了主要的音乐机构“乐府”，充分发挥乐府对民间音乐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的作用，同时，在乐府内对民间音乐进行创新作曲，以实现统治者借此了解民情、享乐和巩固统治的目的。
乐府的建立对于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成为可能，且促进民族音乐融合、创新和发展。汉代音乐在整个过程中，吸收了北方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外国的音乐元素等，诞生了初期鼓吹乐。鼓吹乐实际上是汉代打击乐器形式的乐种融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还有当时的新兴的音乐“百戏”，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强刺激、多变化的特点，一出现就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因此，百戏在汉代得到空前的普及和繁荣。与民间歌舞一同发展和完善的是相和歌，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大型的歌舞曲——“相和大曲”，同时也是唐代大曲的雏形。
这个时期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得到有效交流和沟通。在乐器发展过程中，吹管乐角、器笛等随着鼓吹乐发展而得到广泛应用。而古琴的演奏技法以及形制也逐渐趋于成熟，弹弦乐器如箜篌传入内地，说唱音乐有了一定的发展，且音乐艺术中出现戏曲的萌芽。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全面实行，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拉下帷幕，汉代时期形成音乐美学思想一统音乐天下的局面，其音乐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我国历代音乐的发展，流传至今。同时，在儒家诸多的记载中，以《乐记》尤为突出，它亘古通今，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重要的一部音乐美学著作，对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促进音乐繁荣起到关键作用。汉代音乐思想以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为主导，汉代《乐记》记载着重要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儒家经典音乐著作。
继承和发展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能够深入发现音乐思想的很多重大问题，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乐记》中有十一篇谈及音乐的本源、特征、美感、社会功能以及乐与礼的关系等等，有利于后人全面了解和掌握音乐。其中，《乐记》指出声、音、乐是统一的，但又相互独立、区别。同时，它认为音乐和封建礼教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音乐应充分表现封建中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和管理人民的手段和工具。这一点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思想，音乐服务于政治，强调儒家的音乐社会功能，相应的提出“乐者，所以象德也”的道德审美标准。“感于物而动”的音乐本源论音乐的本源研究在音乐系统中是至关重要的难题，对于音乐究竟是客观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还是人情感的体现的疑问，表现了古人唯物辩证的观念。
在《乐记》的《乐本篇》中论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史然也。”可以看出，《乐记》认为，音乐的本源来自于人的内心，主张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并通过音乐将这种变化用声音表达出来，进而形成音乐。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又体现了一些唯物主义论因素。“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的音乐社会功能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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