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萌发了对于妇女悲剧命运的“哀怨”和同情。
《诗经》中的第一首诗《邶风·谷风》，就是一首以弃妇口吻写成，哭诉丈夫贫时可共苦，富时却将她抛弃的“怨妇诗”。
《诗经》以降，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西晋左棻的《离思赋》、宋李清照后期词作的“满纸皆愁”、元古琴曲《湘妃怨》、杂剧《窦娥冤》、南戏《琵琶记》、直至清传奇《桃花扇》、小说《红楼梦》……中国悲剧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女性由于复杂的生理、历史、文化因素，在父系社会和男权文化的主导下，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这也使得她们（相较于男性）更易遭受生活的“恐怖、痛苦或毁灭”。
在新西部电影之前的中国西部电影中，悲剧女性人物的艺术光采熠熠生辉：
《人生》中痴恋高加林，却在对方“由逆境转入顺境”后惨遭抛弃的巧珍；《黄土地》中反抗“娃娃亲”婚姻不成，渡河溺亡的翠巧；《红高粱》中被爹爹卖给李大头，敢爱敢恨，命丧于日本侵略者机枪下的九儿；《二嫫》（）中为了生存和生活过度劳累，最终因卖血而再也下不了炕的二嫫……
悲剧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说贯穿于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历程中，也折射和反映了西部社会经济、文化、伦理观念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病灶所在。
从3方面来看影视剧中的悲剧女性，身份不同之下，人物有何区别？
01家庭身份：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姐姐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中，鼓励女性依附于家庭存在，强调顺从、牺牲品质的观念自古延续至今。而在宗法制与父系氏族力量根深蒂固的西部，此风更甚。
家庭内部对女性的剥削与限制几乎成为女性之为女性的“原罪”，自出生起就盘亘缠绕，钳制束缚着女性的自由与幸福。
《高兴》里的孟夷纯因想赚快钱，回到学校读书而失足成为按摩小姐，却被涉d的弟弟偷走了积蓄，更蒙冤入狱服刑，“不争气的弟弟”拽着她一同沉沦，作为姐姐的她难以挣脱贫穷而悲剧的底层命运；
《三枪拍案惊奇》里的老板娘因不能生育常年遭受丈夫王五麻子的虐待，“寻过死，上过吊”，她的情夫李四懦弱无能，更无力拯救她于苦海之中；
《白鹿原》（）里的田小娥因性的觉醒而与黑娃结合，却再次沦为族中男性的玩物，她的命运从未由自己所掌握，而始终依附于宗族制下掌握权力的男性。以康德的伦理道德观来理解，她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已。
她是郭举人用来“泡枣”的工具，是鹿子霖的玩具、是鹿三用以维护封建道德的证物。
电影中，田小娥最终在饥饿中怀着身孕被鹿三刺死，甚至她的鬼魂都被锁在青砖六棱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塬上》中的尚青则被塑造为爱情、亲情的双重牺牲者：
一方面，她对康文青年时的抛弃表现得宽容而善解人意，她接受了考上大学的康文必然抛弃农村相好的事实，并在被弃后草草嫁人生子。
另一方面，牺牲了爱情的幸福后，中年的尚青又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换取残疾儿子生存的资金。
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儒家礼教中妇女的理想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她的悲剧被加上了虚幻的光环，但这光环并不能改变她作为人、作为女人的悲剧本身。
在中国新西部电影悲剧女性人物的图谱中，还有这样一个“不传统”、不常见的存在，她虽也是妻子、也是母亲，却被冠上了“女英雄”的名号，她就是《嘎达梅林》中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
牡丹绝不像汉族传统文化中柔弱、温顺的女性，她劫狱营救丈夫，甚至枪杀亲生女儿的行为表现出一种“美狄亚”式的机勇和决绝。但牡丹也绝不是一位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她之于嘎达梅林，是幼年时的良师益友，青年时的恩爱伴侣，战场上的得力助手。
美狄亚杀子是为复仇，而牡丹杀子则被包裹了国仇家恨的宏大叙事外衣，她为了成全丈夫嘎达梅林“站着死”的大义，含泪射杀了被挟为人质的女儿，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仍未脱离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家庭身份。
电影结尾，牡丹带领女人和儿童逃离战场，她的生命并没有终止，但对一个母亲来说，杀子之痛，痛于杀己。牡丹这一人物形象在新西部电影的悲剧女性人物中极具辨识度，她所带来的悲剧震撼力绝不亚于崇高悲剧中的男性主人公，她的反抗精神与玉碎姿态比之窦娥、杜十娘、尤三姐亦不逊色。
女性的刚烈悲壮与其瘦小羸弱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悲之力量也愈能震撼人心。
02社会身份：作为女教师、女大学生
当女性从家庭的小圈走出，来到社会的大圈，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标签如影随形，塑造着她们的职业生活，也定义着她们的社会身份特性。
中国新西部电影的肇始之作《美丽的大脚》即是一部表现乡村女教师的作品。
女教师以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不妨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母亲”形象，张美丽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但对全村的孩子来说，她都是母亲。
女教师的职业不仅要求她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破除愚昧与思想贫瘠，更对她提出了“母性”的要求，这一点，从创作者对张美丽、夏雨二人形象的无形褒贬中可以看出。
从形象悲剧意味的构建角度讲，张美丽其实并未脱离“牺牲者”的传统价值观念桎梏，她的悲剧依然是用肉体层面、情感层面、个人意志层面的无限度牺牲置换的。只不过相较于尚青、孟夷纯们来说，张美丽所面临的道德期待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圈——社会，因而她的悲剧性也具有了“殉难圣母”的色彩。
年，在导演李杨的《盲山》中，另一个悲剧审美意味浓厚的女性人物形象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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