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宗藩虽成“弃物”，但并非全部都是无能之辈，其中不乏天资聪颖之人。明代数十个藩府几万名宗室成员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瑰宝，沈府更是其中翘楚。
一、沈藩文化成就概况
沈府由于贯穿明朝始终，延续时间长，加之初代沈王朱模的榜样作用，沈府在文学方面尤为突出，其他如刻书、音乐等多个领域也都涌现出了优秀人才并留下了大量作品。
首先是刻书，藩府刻书是指明代藩王以及同宗室所刻书籍，包括明代藩王封王及就藩后所刻图书，也包括藩王支系各郡王、将军所刻图书。藩府刻书，是明代官刻本中质量上乘的版本，有学者称：
“诸藩刻书，尚多精本，盖以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故时有佳刻也。”明代藩府刻书可考者四十三府，山西三府刻书共65种，其中沈藩10种，对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沈藩所刻书有：《初学记》、《雅音会编》、《医说》等。其中沈藩勉学书院和《沈国勉学书院集》都属其中翘楚。
还有音乐方面风格及技巧统一的古琴谱——《五音琴谱》，由沈藩保定王朱珵坦所著。该书收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艺术类乐谱中，记载：“《五音琴谱》二卷，明朱珵坦辑”。该琴谱共收录琴曲31首，分为上、下两卷，现存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该琴谱风格技巧统一，对研究我国明代琴曲技巧以及音乐贡献巨大。
沈藩宗室成员在宗教、医学以及家学等方面也留下了诸多著作。关于家学的有：朱诠鉼《家范》8卷、朱诠鈹《女范》8卷、朱勋沧《约范》8卷、朱允榱《家范》3卷等；关于医学的有：朱珵圻《药石琐言》、朱效金疑《医社庸谈》7卷等；关于宗教的有：朱珵堯《道德经直解》2卷、《注解金刚经》等。
二、沈藩宗室成员文学作品
沈藩中有很多宗人才华横溢，在明史中，对沈藩的记录提到善于工诗作文的就有数十人。比如：沁水康僖王珵堦、德平荣顺王胤挺、清源庄简王幼?、辅国将军勋涟、奉国将军胤杉、奉国将军胤析等。根据相关记载统计，有诗文集著述者30余人，诗文集一共约60种，在明代所有宗藩中，著述人员和集本数量都是最大的。
在诗文传世的情况方面，一共有27位沈藩宗室，居明代宗室首位。沈藩成员的著述，又以诗文见长，而罕有涉及其他领域之著述。加之，作家人数和诗文存世数量，则使得沈藩成为明代宗室文学著述之翘楚。
在《明诗纪事》中，留下了大量沈藩宗室成员喜好文学，文采灼灼的证明。其中涉及到沈王、郡王以及将军等几乎所有等级的宗室成员，列位沈王有：沈宪王胤栘“素嗜谈禅，诗亦妙悟，格律尤胜”；沈宣王恬烄“诗辞雅气畅，造诣不凡”“工古文辞，妙於声律”；沈定王珵尧“诗学晋、魏”等、诸多郡王有：
沁水康僖王珵堦“所作尔雅典丽，类其为人，盖荆金楚玉也”；安庆端懿王恬爖“每当佳辰，招呼宴集，弹琴对弈，钦酒赋诗”“诗奇崛有骨，善用险韵”；镇康恭裕王恬焯“最得盛唐格律，精拔有骨”“句法森严，何异沈、宋”等、还有大量将军中尉：沁水辅国将军珵圻“与珵埦、珵塯、珵堛、珵塥四人结社，日课以诗。
沈国於是称多才矣”；沈藩七世孙胤梢“逊轩博学嗜诗，志在古雅，且得论诗之法。《拟阆仙》一绝，不下唐调，其顿悟也如此”；沈藩五世孙清源奉国将军胤柠“诗冲澹自然”；沈藩七世孙沁水辅国将军珵圻“诗多拟古，妙合音节”等。足以证明沈藩一脉在明代宗室文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留存诗文人数最多的沈藩，其文集也是除去皇帝外，保存最好的。沈藩既有较为完善的亲郡王这样的宗藩上层创作的诗文集，也有大量的的将军中尉这样的宗藩中下层所创作的诗作。对其考察，可以发现沈藩可以基本上代表明代宗室诗人分布的特点。
具体来说，一方面沈藩诗人的分布表明了明代宗室诗人的藩府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同一藩府内亲郡王系与将军中尉系诗作风貌的对照，显现出各系整体的创作特点和具体成员诗作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现将沈藩较为重要的文学作品辑录如下：亲郡王有完整集本存世者，有沈宪王胤栘《清秋唱和集》，沈定王珵尧《崇玉山房藁》，沈藩镇康恭裕王恬焯《西岩漫稿》，沈藩德平荣顺王胤梃《集书楼稿》，沈藩安庆端懿王恬爖《嘉庆集》，沈藩沁水康僖王珵阶《衡漳稿》、《沧海披沙集》。
还有诸多古书记载，而今惜不传者，如清源庄简王幼《饮河集》二十五卷、德平荣顺王胤梃《集书楼稿》、镇康恭裕王恬焯《西崖漫稿》、安庆端懿王恬爖《嘉庆集》、保定顺惠王珵坦《清苑山房集》、沁水昭定王恬烆《逊学书院集》、沁水康僖王珵堦《衡章稿》和《沧海披沙集》一卷，等等。
而将军中尉系，诗文集的著述则更为丰富，清源奉国将军胤柠《重瞳老人诗》十二卷、沁水镇国将军恬烷《达庵集》、沁水镇国将军恬烁《振菴集》、沁水辅国将军珵圪《玉润集》、沁水奉国将军效鐊《壶峰集》、沁水奉国将军效锡《壶峰集》等等。
三、沈藩文化成就形成的原因
沈藩文化成就如此兴盛，笔者归结原因于以下三点：山西地方学术风气和皇帝赐书、完善的宗室教育制度及沈藩的家族风气、宗藩制度下的被迫选择。
（一）山西地方学术风气和皇帝赐书
一个藩府受朝廷政策的影响，数百年扎根于一个地方，自然而然的会收到当地环境的影响。就山西而言，虽然文风民雅远不如东南地区，但总体来说要比西南以及东北等地好上不少。
沈府的藩所在潞州，潞州地处晋东南地区，该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尤其自明朝以来经济文化发达，民风儒雅，士子皆以“博学”为荣，因此在这样的地方文化环境的渲染下，沈藩之中也涌现了大批宗室俊才。
除去地方环境的影响之外，皇帝赐书也尤为重要。皇帝的赐书，往往代表着鼓励宗室去积极“文治”。加之皇帝所赐诸书，不乏珍贵版本以及皇室所藏，宗室成员大都对其进行收藏镌刻，从而兴起了藏书与刻书的风气。凡此种种对于宗室文化氛围的渲染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众多宗室成员沐浴在如此环境之中，自然而然的对诗风雅颂起了兴趣。
首次赐书于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将《昭鉴录》“颁赐诸王”。随后他又多次赐书于诸藩，在他的带动下，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有赐书之举。经常有皇帝将一书遍赐诸王，例如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七年将《圣学心法》一书遍赐诸王；永乐二十四年又将《皇明祖训》一书赐于诸王等等。明成祖之后的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和明神宗皆多次赐书与诸藩。
另外还有皇帝专赐某藩，终明一朝，沈藩是皇帝专门赐书最多的藩府，共12次。沈王多次主动向皇帝请求赐书，也侧面反映出了其对于文学诗书的喜爱，而沈王作为一藩之主，势必会带动其他沈藩宗室对文学诗书的热爱与兴趣。
晋东南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明代皇帝的大量赐书为沈藩人才辈出，提供了前提条件。沈藩自身对于文化的追求成为沈藩人才辈出的内部动力。
（二）完善的宗室教育制度及沈藩的家族风气
沈藩文化成就如此丰富的原因，明朝极其完善的宗室教育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明朝对宗室教育制度的重视，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亲王们就藩之后，也大都重视后代教育，往往请当时的名贤儒者来作为子女的老师。
除此以外，亲王作为分封的最高层，其王府内也设置了完备的一套教育制度。长史“规讽以匡王失”、纪善“讽导礼法……以诏王善”、伴读“陈设经史”、教授“校勘经籍”。
到了明代中期，种种制度僵化，宗室教育制度尤其明显。于是，在隆庆年间首设宗学，沈府即为第一批设立宗学的藩府，“晋府、沈府及庆成、永和……建立宗学”，宗室成员只有在通过宗学的考核之后，方可获得自己全部的俸禄。宗学是对原有宗室教育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对宗室成员文化素养以及德行的约束起了重要作用。
沈藩如此高的文化成就，与其一脉“家学门风”的熏陶密不可分。沈藩宗室成员还多次请求皇帝给自己的书院、书楼等赐名。“甲子，赐沈王恬烄书堂名额曰修业”“赐沈府西阳王子……书院名勉学，从沈王奏也”“赐沈府西阳王诠钲书斋名好古，从沈王请也”诸如此类，不胜凡举。足以见得，沈府宗室大都是喜好诗文风雅之人。
(三）宗藩制度下的被迫选择
明代宗藩的历史处境基本上以“靖难之役”为界限，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境地。靖难之前，藩王作为朱元璋政治版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各项事务之中，在军事、政治等方面权力盛极一时。靖难之后，随着即位的皇帝屡屡颁行藩禁政策，明代宗藩逐步变为衣食租禄不事四民之业，徒有封爵不问国之事务的“弃物”群体。
随着政治、军事权力的剥夺殆尽，随之而来的便是法律、经济方面的极尽补偿。法律方面宗藩拥有不可动摇的特权，往往从轻发落，除去极少数叛乱等大逆不道的罪名外，大多数宗藩都摇曳在法律的边缘，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结言
而经济方面的补偿就更为直接明显，明代宗藩皆有极高的岁禄，并且在田产、商业等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产业，往往利用其特权“富甲一方”，为其进行文化研究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量皇室赐书加之藩府的文化氛围以及藩禁政策的逼迫，沈藩大部分宗室成员只好“学为词赋，以自附于文苑之徒”，进行刻书、藏书、读书、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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