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平安时期“七弦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文献进行解读时，我们不应只着眼于它在音乐领域承担的乐器这一角色，更应该将七弦琴与它所承载的厚重的中华民族人文情怀所联系。
碁琴
“碁琴”即棋与琴。作为文人四友的“琴棋书画”在平安时期的日本也十分受到推崇，甚至被官学教育体系所接受。《令义解?卷三?学令》：“凡学生在学、不得作乐、（谓不必五音杂比也）及杂戏。
唯弹琴习射不禁。”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平安时期法令规定官学教育中，学生学习的文化内容基本是来自中国的汉籍经典。从立令本意出发，学习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不得作乐”是为了“不必五音杂比也”，即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或者说避免学生贪图享乐。
但同时特别说明“唯弹琴习射不禁”，岂不与立令本意冲突。而来自中国的传统乐器“七弦琴”则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矛盾。正是源于七弦琴除了娱乐功能之外更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功用。
“四书五经”的文化修养与“弹琴习射”的艺体素质的课程结合，是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人才培养策略，即“六艺”的贵族教育体系。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自身喜爱“七弦琴”，在法令中甚至为其开辟“绿色通道”，以鼓励和推广七弦琴的演奏活动，可见七弦琴在平安时期影响力之深远。
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规范僧尼的律令中。《令义解?卷第二?僧尼令第七》：“凡僧尼作音乐、及博戏者、谓变六樗之类也。百日苦使。碁琴不在制限。”律令规定僧尼等修行之人不得进行音乐、博戏等娱乐活动，但可以下棋弹琴。
缘由不外乎碁、琴都是君子修身养性的工具，因此不包括在作乐享乐的禁令之内。纵观平安时期的“琴”类乐器，包括和琴、鵄尾琴、新罗琴、筝、瑟、琵琶等，均是在贵族御游、宴饮时使用的“雅乐”乐器，不符合律令规定僧尼不得作乐享乐的要求。
因此，此处的“琴”唯有指“七弦琴”才合乎制定法令的逻辑。承和二年弘法大师空海对僧尼享用的娱乐活动等做出遣告，他指出“僧尼令”虽规定不限制僧侣使用围棋与七弦琴，但围棋与“双六”等娱乐形式是应该停止的：“碁琴非制限之由虽载僧尼令门弟，围碁双六总以可停止”。
空海法师作为曾留学大唐的僧人，他对于七弦琴的理解自然更为深入。他深知七弦琴与围棋、“双六”等娱乐不同，七弦琴在中国诗文人们修身养性的君子之器。
因此即便是进一步的限制僧尼的娱乐活动，也仅禁止了“围棋”、“双六”，独留七弦琴一项未禁。故综上所述，当“碁琴”并称时，“琴”一定是指的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君子之乐器——七弦琴。
琴书
琴书并称的说法出琴书并称的说法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楚于陵妻》：“左琴右书，为人灌园。”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也曾于《颜氏家训》教导后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平安时期的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十分推崇，他们不但在文字上照搬中国，在行文上、经典的引用上也符合中国文人的习惯。
《日本三代实录?卷第七》：“太上天皇诸子中，弘?好学，特赐经籍。故家多赐书倍于诸子，弘?读不倦，兼好丝竹，每退衙之闲以琴书自娯。”
文中对于皇子弘的溢美之词诸如“好学”、“读（书）不倦”等，后文中出现“琴书自娱”的描述更多的也是一种称赞的说法，以符合平安时期日本人心中“左琴右书”的文人形象，也可以看出平安时期文人以善七弦琴为荣的社会风气。
《续日本后纪?卷第五》记载：“迁兵部少辅武藏介延历十三年。少为文章生，能属文，巧琴书，弘仁之初频左右近卫将监六年叙従五位下累任陆奥上野介”这是官方对朝臣武藏介的简介，短短几十字除了介绍生平所任官职之外，为数不多的褒奖性描述只有“能属文，巧琴书”，同样是为符合“左琴右书”的文人气质而出现的善琴的例子。
此外承和九年（公元年）嵯峨天皇之遗诏：“素心所爱，思欲无位无号诣山水而逍遥，无事无为翫琴书以澹泊，今生不能有尧舜之德，死何用重国家之费。”文中充斥着只愿寄情于山水，淡泊于琴书的魏晋文人风度。也体现了平安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七弦琴及其文学意象的理解与追求。
从上述文献史料可以看出，平安时期日本文人的行文习惯和创作理念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上原作和认为：日本中世文学中的“君子左琴”、“左琴右书”所代表的的“礼乐思想”与“竹林七贤”所代表的“隐逸思想”是日本中世文人们的追求，是汉文学受容的体现。
因此，在判断文献中的“琴”是否为七弦琴时，可以以此为依据。即“琴书”并称时，“琴”是指七弦琴。
鼓琴
“鼓琴”(皷琴)同样是一个汉语词汇，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鼓琴”一词特指演奏七弦琴。
《续日本后纪》中形容淳和天皇琴技高超时便采用了“鼓琴”一词：“淳和天皇之草书人不能别也。并工弓射，屡御射塲。至皷琴吹管，古之虞舜汉成两帝不之过也。”
文中描述淳和天皇善草书、射箭，而其鼓琴之技就连中国古代的“舜帝”与“汉成帝”都比不过，此处对于淳和天皇的琴技虽带有夸张的美化，但从这一点亦能看出淳和天皇所鼓之琴必然是七弦琴。此外也可以看出淳和天皇对于汉文化的热爱与精通，不仅善草书，在演奏七弦琴上达到“皷琴吹管古之虞舜汉成两帝不之过也”的境界。
《类聚国史?卷七十七?音乐部》记载了朝臣文室麻吕自幼在嵯峨天皇处学习七弦琴的事迹，其中亦以“鼓琴”一词代指弹奏七弦琴：“文室麻吕。年九岁。事嵯峨太上天皇。天皇自教鼓琴。其技日长。他教习者。无有相及。”
历史上的嵯峨天皇与高桥文室麻吕都是著名七弦琴的演奏者，日本学者正道寺康子更是将二人视为日本平安时期琴人的代表。同时日本学者上元作和提出：“（平安时期）七弦琴到村上天皇时期为止一直作为上流贵族提高自我修养的乐器。”在诸多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在平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贵族们都以会弹奏七弦琴为荣。
《日本三代实录?卷第八》记载，文室麻吕自嵯峨天皇处习得七弦琴后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名气，被文德天皇及清和天皇任命为琴师，并历侍四代天皇：“文室麻吕能琴之名冠于当时，文德天皇及清和太上天皇征令侍殿上为师，学弹琴。歴仕四代，颇?宠幸。虽小道有可观者殆近是欤。”可以看出平安初期的统治者均对七弦琴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其《琴道》一书中指出的《文德实录》中记载的朝臣关雄所善于演奏的“琴”并不是“七弦琴”“《文德实录》谈到85年一个名叫关雄的朝臣擅长鼓‘琴’：‘关雄尤好鼓琴、天皇赐其秘谱。
然而，如果对这些资料进行更为缜密的研究，它们就会清楚地显示出日本古代文献中的“琴”字指的并不是中国的古琴。”
但事实上文献中提及朝臣关雄还擅长中国的草书：“关雄亦能草书，南池云林两院壁皆令关雄书之也”表明朝臣关雄在中国书法上亦有相当的造诣，结合开篇的“关雄少习属文，性好闲，退常在东山旧居，耽爱林泉”可以得知关雄不仅饱读诗文、生性淡泊、热爱山水善鼓琴亦能草书，活脱一个优秀文人的典型。
前文充斥的“习文”、“好闲”、“耽爱林泉”、“辞而不获”等充分体现了平安初期文人们对于中国“魏晋风骨”的崇尚，因此文献中虽并未记载关雄所善之琴的形制、结构，但结合上下文这一语境之下的“琴”必然指的是中国的七弦琴。且值得注意的是《文德天皇实录》中对于朝臣关雄的的记写实为关雄死后所作的追悼之文，纪实之外亦有美化之用意。
因此，《文德天皇实录》第五中对于朝臣关雄的悼念之文里出现的“琴”应指中国的七弦琴，唯有如此才能与前文中描述的关雄“性好闲”、“耽爱林泉”，后文的“关雄亦能草书”等相呼应，塑造关雄淡泊名利、志在山水、能琴善书的高洁形象。因此，上述文献中的“鼓琴”都应指弹奏七弦琴，也进一步印证了“鼓琴”这一汉语词汇在平安时期文献中的意义与用法和中国一致。
直至江户时期仍有以“鼓琴”指演奏七弦琴的事例：《古事类苑?山阳遗稿六?竹楼记》：“故其谓宜急雨，宜密雪，宜鼓琴围棋者，特谓其外之声也岂。”可知下围棋与演奏七弦琴常一同用于文人自述以体现高雅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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